2009年11月7日至13日，第三届国际DNA条形码会议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成功召开，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50余位代表参加了该会议。会议由生命条码联盟（CBOL，即the Consortium for the Barcode of Life）主办，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UNAM）承办。CBOL是致力于用DNA条形码进行生物物种鉴定的国际性非赢利性学术协调机构，从2004年成立至今已经有来自50个国家的200多个组织成为其会员（http://barcoding.si.edu/）。本届会议我国共有10余位代表参加，分别来自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等。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大学、中山大学和香港大学也派员参加了本届会议。科学技术部基础司沈建磊处长应邀参加了会议，并代表中国参加了国际生命条码计划（iBOL）董事会会议。
11月7日至9日为不同工作组的预备会议，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生物研究所及植物园召开，包括iBOL科学协调委员会会议、生命条形码植物工作组Grass-BOL预备会议、Tree-BOL预备会议和植物工作组专门研讨会，项目设计与申请书写作工作组，入侵物种条形码工作组，条形码数据分析工作组等，生命条码联盟还组织了条形码方案和数据处理的培训课程。我国代表分别参加了以上工作组的预备会议和讨论。昆明植物研究所所长李德铢研究员作为生命条形码计划（iBOL）植物工作组的共同主席与Pete Hollingsworth博士一起主持了DNA条形码植物工作组的研讨会，其间介绍了我国开展植物DNA条形码研究的基本情况和最新进展。华南植物园葛学军研究员作为Tree-BOL项目的东北亚代表介绍了我国开展树木条形码的基本情况。 本次会议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对植物条形码形成共识并形成优先研究领域。生命条形码联盟植物工作组最后代表生命条形码联盟发表正式声明：第一、决定将叶绿体rbcL和matK两个基因片段作为植物DNA标准条形码的核心条形码，建议叶绿体trnH-psbA片段和核基因片段ITS为植物DNA条形码的补充条码，并在今后一年半时间内对这两个条形码进行评估；第二、推动植物条形码相关项目和有关活动，如Grass-BOL、Tree-BOL、CFTS Plot和基于植物区系的条形码研究；第三、推进技术改进与开发。此外，工作组认为，ITS2具有较大的潜力，但要警惕真菌的污染，并强调要继续开展通用单拷贝核基因的筛选和测试。
11月10日至12日的正式会议在墨西哥科学院大礼堂举行，本次大会包括6个大会报告和160多个分会报告。报告涉及了植物条形码、微生物/病菌/寄生虫条形码、鱼类条形码、检疫、植物保护物种条形码、海洋生命条形码、鸟类和脊椎动物条形码、条形码数据影响分类学之外研究领域的实例、真菌/藻类/原生生物/新类群条形码、信息学与数据分析、昆虫/陆地节肢动物条形码、蜜蜂条形码、大规模行动计划、南非树木条形码、应用研究实例、条形码与新测序技术等多方面的内容。随着植物标准条形码中核心条形码片段的确定，目前植物DNA条形码研究的发展趋势正由植物DNA标准条形码的筛选向精细类群的条形码分析、以样方为基础的条形码分析与系统学的比较、以区域性的条形码分析与生态学结合、不同区域条形码比较分析的方向发展。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宋经元博士介绍了利用ITS2作为DNA条形码在我国药用植物中的应用与研究成果；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马俊才研究员主要介绍了我国DNA条形码项目、中国DNA条形码信息系统和生命条码联盟中国镜像网站的建议等基本情况，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广泛关注和兴趣。会议期间，李德铢研究员和马俊才研究员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了国际生命条码计划（iBOL）科学协调委员会会议。
据悉，国际生命条形码的研究在2003年就由加拿大科学家Paul Hebert提出，而我国的DNA条形码研究起步相对较晚。第一届和第二届国际DNA条形码会议分别于2005年和2007年在南非和我国台北举办，中科院动物研究所黄大卫研究员参加了第一届会议，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张亚平院士参加了第二届会议。在973项目的支持下，2008年2月，张亚平院士在云南昆明组织召开“中国生命条形码研究战略研讨会”，来自中国科学院多个研究所和高校的专家参加了此次会议。与会专家和学者一致认为应加快推进我国生命条形码计划的实施。2008年4月，中科院代表团与国际生命条形码计划（iBOL）签订了合作谅解备忘录，使我国成为国际生命条形码计划四个中心节点之一，与加拿大、美国和欧盟具有相同的地位。2008年6月，中国科学院发文成立了国际生命条形码中国委员会，由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家洋院士任主席，昆明动物研究所张亚平院士和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局局长张知彬研究员任副主席。2008年9月，中国科学院、科技部分别启动“国际生命条形码——中国项目预研”和“重要生物DNA条形码系统构建”项目。
2009年5月3日至5日，由中国科学院牵头，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承办的“CBOL北京会议”在北京召开，生命条形码联盟主席Scott Miller博士、生命条形码的创立者、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Paul Hebert、生命条形码联盟秘书长David E. Schindel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Daniel Janzen教授、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Pete Hollingsworth博士、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所长张亚平院士以及中国DNA条形码研究领域的十余位专家学者作了报告。会前举行了中国植物DNA条形码小型会议，主要就在中国科学院成立的“国际生命条形码计划（iBOL）中国委员会”的基础上，如何联合国内有关力量适时推动中国植物DNA条形码的研究工作进行了讨论，会议决定成立中国植物DNA条形码分委员会，挂靠中国植物学会和国际条形码中国委员会，负责制定中国植物DNA条形码计划的科学目标和工作计划等任务。2009年7月11日，中国植物DNA条形码分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16个科研机构和大学的23名知名学者参加了会议，并推举洪德元院士任分委员会主任，顾红雅教授、黄璐琦研究员、李德铢研究员和汪小全研究员任副主任；并成立中国植物DNA条形码工作组，由李德铢研究员和汪小全研究员任组长，负责中国植物DNA条形码项目的组织与实施、标准规范的制定等工作。2009年8月14日，依托国家重大科学装置——种质资源库的开放研究项目“植物DNA条形码研究”启动会在昆明举行，来自14家科研单位和大学的50多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
DNA条形码是通过一个标准化的短基因片段（即“DNA条形码”）的序列变异来鉴定物种，是近年来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领域进展最迅速的学科前沿之一。随着全球气候变化、能源问题和粮食问题的加剧，人类可持续发展对理解和认识生物多样性的要求日益迫切，物种的准确和快速鉴定作为对生物多样性资源的保护和持续利用的基础，成为全球性的重大需求。DNA条形码不仅是传统物种鉴定的强有力补充，而且使标本鉴定过程实现自动化和标准化，突破了对经验的过度依赖，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建立形成易于利用的应用系统。DNA条形码技术将极大地促进人类监测、了解以及利用生物多样性的能力，在生命科学、法医学、流行病学、以及医药、食品质量控制等社会经济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来源:http://www.kib.ac.cn/zwxx/200911/t20091122_2673066.html)
